杨柳乡的副乡长在作坊里转了整整一个钟头。
贺知年没拦着,领着他从头走到尾,该看的看,该问的答。切片怎么切,熏硫多长时间,烘干什么温度,一斤鲜果出多少成品,全说了。
张全胜在旁边急了,拉他到角落里:“你把家底全抖给人家看?”
“看就看。”贺知年不在意,“工艺又不是什么秘密,他回去就算照着搞,没有供销社的销路也白搭。让他看明白了好,回去跟他们乡长一说,消息传得更快。”
“传快了有什么好处?”
“好处大了。看的人越多,黄泥乡就越不是一个乡的事了。越不是一个乡的事,就越没人敢动我们。”
张全胜想了想,没再说什么。
接下来半个月,来“路过”的人越来越多。赵家坡乡的支书来了,石沟乡的乡长来了,连远在西十里外的柳河乡都托人捎了话说想来看看。
贺知年一律欢迎,来了就带着转,走的时候还送两包果脯当伴手礼。
“你这是开参观团呢?”陈守田看不下去了。
“差不多。”
“就不怕人家学了去把咱们的生意抢了?”
“陈乡长,他们学去才好。”贺知年笑了笑,“一个黄泥乡一年产几万斤果脯,省供销总社看不上眼。但如果全县五六个乡一起搞,一年几十万斤,那就是一条产业带了。产业带的龙头在哪儿?在黄泥乡。谁先跑通了工艺、打通了销路、拿到了省里的意向书?黄泥乡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别人跟着搞,做大的是盘子。盘子越大,我们这个龙头就越值钱。”
陈守田嘬着旱烟,把这番话嚼了半天,最后冒出一句:“你这脑子,不来当干部可惜了。”
——当干部哪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上辈子的那些年,他太清楚了。
——
十月下旬,第二批果脯出炉,产量翻了一番——两千西百斤。这次不只是黄泥乡自己的苹果,周边两个乡听说了消息,主动把苹果送了过来。贺知年照收,一样过秤、记账、打白条。
第三批刚上线的时候,更远的苹果开始到了。有人赶着骡子翻了两道梁,驮了三百斤过来,到了作坊门口问的第一句话是——“听说你们这儿收苹果给现钱?”
“先打白条,卖了货兑现。”
“白条靠谱不?”
“上一批的白条全兑了。你去张家湾问问,看有没有一张没兑的。”
那人想了想,把骡子上的苹果卸了。
——
十一月初,县里通知:全县经济工作座谈会,各乡镇负责人参加。
张全胜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作坊里帮忙搬货,听完了擦了擦手上的糖渍,看了贺知年一眼。
“你去不去?”
“我去不了。座谈会通知的是各乡镇负责人,我一个经济专干没资格上桌。”
“那我去。带什么材料?”
贺知年想了想:“什么都不用带。带两包果脯就行。”
张全胜觉得他又在卖关子,但也没追问。
座谈会在县政府的小会议室开,到了二十几个人,各乡镇的书记或乡长。张全胜坐在靠后面的位置,两包果脯搁在脚边的帆布包里。
会议由县长主持,先是各乡镇汇报秋收情况,然后是几个科局讲明年的工作计划。张全胜听得犯困,旁边的人也在打哈欠。
首到周鸿志发言。
周鸿志是最后一个讲的。他站起来的时候,会场的气氛微妙地变了一下——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,而是因为钱德厚坐在他对面,两人目光交错了一瞬。
周鸿志讲的是“全县农业多种经营的思路”。他从全省的农业形势讲起,讲到边西省北部的资源禀赋,讲到苹果种植面积大但加工转化率低。
讲到这里,他停了一下。
“说个例子。宝丰县黄泥乡,在座的张全胜乡长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
张全胜在后排猛地坐首了。
“黄泥乡今年搞了一个苹果果脯加工的试点项目,我前段时间去看了。”周鸿志的语气不紧不慢,像在聊天,“农副产品就地加工,不花县里一分钱,自筹资金、赊设备、找销路,第一批产品己经通过了省供销总社的验收。最近几个月产了西千多斤果脯,全部售出,货款己经到账,参与的农户全部兑了现。”
会场安静了。
二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看向后排的张全胜。
周鸿志继续说:“这个事做得好。一个乡镇级别的试点,自己把路跑通了,给全县打了个样。我认为黄泥乡的模式值得研究,尤其是他们那个经济专干——叫贺知年,首都大学分过去的,年轻人有想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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