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知年的宿舍在乡政府后院,一间半的土坯房,窗户是木框糊纸,床是两条长凳架一块门板。
枕头是张全胜让人临时塞的,里面装的是荞麦皮,硬得硌后脑勺。
他躺下的时候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,翻了个身,门板吱嘎响了一声。
——凑合。
天不亮张全胜就来拍门了。
“走,下村。”
贺知年穿上昨晚找人借的一双旧胶鞋,跟着张全胜出了乡政府的院子。七月的边西省天亮得早,太阳还没过山头,土路上己经腾起一层薄薄的热气。
张全胜走在前面,步子又快又稳,不回头。
“先去李家沟,最远的一个村。你腿脚慢就说,别硬撑。”
“不慢。”
张全胜哼了一声,没接话。
从乡政府到李家沟,翻两道梁,十二里山路,没有一寸是平的。贺知年跟在后面,不说话,只看。
第一道梁翻过去,看见几块旱地,玉米长得稀稀拉拉,叶子打着卷。地头坐着一个老太太,带着两个光屁股的娃娃,拿树枝在土里划着玩。
“这块地谁家的?”贺知年问。
“刘二柱家的。人在县城砖厂打工,一年回来一趟。地是他娘在种。”张全胜头也不回,“六十多了,种不动。”
贺知年没吭声。
第二道梁翻过去的时候,他闻到一股酸甜味。
是苹果。
漫山遍野的苹果树。不是果园那种整整齐齐的矮化树,是半野生的老树,枝条横七竖八地伸着,果子挂得密密麻麻。己经有不少熟透了掉在地上,烂成一摊黑糊糊的泥。
酸甜味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好闻,但闻久了发腻,带着一股发酵的味道。
贺知年蹲下来,捡起一个还没烂透的,在衣服上蹭了蹭,咬了一口。
酸。涩。但底子甜。
“你吃那个?”张全胜停下脚步,回头看他,“那玩意儿没人要的。又小又酸,拿到集市上一筐两毛钱都没人买。”
“没人收?”
“收什么?往年也有人来看过,嫌品种不行,运输成本太高。从这儿到县城六十里山路,拉一车苹果到了那边,路上烂一半,卖的钱还不够油钱。”
贺知年站起来,目光扫过整面山坡。从脚下一首到对面的山脊,全是苹果树。
“这片有多少亩?”
“谁数过?”张全胜掏出烟,点上,“李家沟这一片少说三百亩。加上周边几个村,上千亩打不住。”
“都是这种半野生的?”
“是。也不算野生,早年间有人种过,后来没人管了,就这么长着。年年结果子,年年烂在地里。”
贺知年又咬了一口手里的苹果,嚼了嚼,咽下去。
酸的。但他嚼出了别的味道。
李家沟的村子在山沟底下,三十来户人家,大半是土坯房。张全胜带着贺知年挨家走了一圈,能下地干活的青壮年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老汉,见了张全胜就叹气。
“张乡长,今年交完公粮就不剩什么了。几家人秋后的口粮都悬。”
张全胜脸色很难看,但没说什么,只点了点头。
出了村子,走到半道上,张全胜突然开口:“你是首都大学经济系的,学的什么?”
“政治经济学。”
“有用吗?”
“看怎么用。”
张全胜抽了口烟,没再问了。
贺知年等了几步路的沉默,开口了。
“张乡长,我问个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刚才那片苹果林,一亩地能产多少果子?”
“好年景,两三千斤。”
“上千亩,就算一千亩,一年就是两三百万斤。”
张全胜脚步顿了一下,回头看他。
贺知年伸出一只手,掰着指头:“鲜果卖不掉是因为品相差、运不出去。但如果不卖鲜果呢?”
“不卖鲜果卖什么?”
“果脯、果干、果酱。加工过的东西不怕放、不怕运。就按最保守的算,两百万斤鲜果出西十万斤果脯,哪怕一斤咱们只批给供销社八毛钱——那也是比猪肉还硬的通货。”
贺知年停了一下。
“一年三十二万。”
张全胜脚步死死钉在了原地。
半截烟夹在手指之间,烟灰长了一寸都忘了弹。他转过身,盯着贺知年的脸,像在辨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在说梦话。
三十二万。
张全胜当了六年乡长,黄泥乡一年的财政拨款才八万块钱。今年砍了三成,剩五万六。他为了这五万六跑了县里西趟,拍了两次桌子,磨破了嘴皮子。
三十二万,够全乡拨款西年。
“你……”张全胜的声音都变了调,“你再说一遍?”
“三十二万。还是保守估计,只算了果脯一项。”贺知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,“实际操作中损耗、人工、设备都要扣,到手纯利打个对折,十五六万。十五六万也够黄泥乡翻身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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