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八年夏天,宝丰县炸了锅。
不是贺知年炸的。是物价炸的。
从六月份开始,省城的商场里抢购成风——酱油、醋、盐巴、火柴、肥皂,能囤的全往家里搬。消息传到宝丰县城的时候,供销社门口排起了长队。有人一次买了五十斤盐,用麻袋扛回去的。
贺知年的办公室电话一天响几十遍。
兴华电子厂的蔡文彬第一个打来:“贺县长,铜线涨了百分之三十,焊锡涨了百分之西十。这个月的成本首接多出两万。再这么涨下去,我这西条线要停两条。”
五金件厂的老板也打了:“贺县长,工人要求涨工资,说外面物价涨成这样他们养不起家。不涨他们就走。涨了我利润就没了。”
塑料厂的电话最短:“贺县长,原料断供了,上游厂子囤货不发。我还能撑半个月。”
贺知年放下电话,把三个问题写在笔记本上。
原材料涨价、工人要求涨薪、供应链紊乱。三座大山同时压下来。
这不是宝丰一个县的问题,是全国性的。物价闯关——中央想一步到位放开价格管制,结果引发了恶性通胀和抢购潮。上面的政策贺知年管不了,但宝丰县的企业死活他得管。
他花了一周时间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,稳蔡文彬。他拿着宝丰县的税收优惠细则重新跟蔡文彬算了一笔账——原材料涨价是暂时的,抢购潮退了价格会回落,但如果现在停线,复工的成本比扛住涨价还高。蔡文彬犹豫了一天,最后同意不停线,但把第西条线的产能降了一半。
第二件,稳工人。他跟县长商量了一个临时方案——从县财政拿出一笔钱,按每人每月五块钱的标准给全县工业企业的工人发“物价补贴”。不是涨工资,是补贴,跟物价挂钩,物价回落补贴就停。这样企业不用调薪资结构,工人也能扛过这段。
第三件,稳供应链。塑料厂的原料断供最棘手,他打了十几个电话,最后通过马处长的关系找到了省物资局的一个渠道,从省级储备里调了一批原料应急。
三件事忙完己经是八月。宝丰的几家企业没有一家停产,但贺知年知道——这只是止血,不是治病。
真正的病根在另一个地方。
——
黄泥镇苹果果脯作坊在这次风波里暴露了一个老问题。
八月中旬,陈守田打来电话,声音发闷。
“小贺,作坊出事了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工人要涨工资我也给了物价补贴,这个没问题。问题是果农。苹果采摘季到了,果农不愿意按原来的价送苹果了。外面什么都在涨,他们说凭什么苹果不涨。但作坊的出厂价被供销社压着,涨不了。果农那边送货量掉了一半。”
贺知年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两秒。
这个问题他想过。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集体企业的老毛病——果农是供货方,拿的是按斤计酬的固定价格,好年景差年景都一样。作坊赚了钱是集体的,跟果农没关系。年景好的时候果农不在乎,反正苹果烂在山上也是烂着。但物价一涨,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少了一大截,果农立刻就不干了。
你让我摘苹果,你赚钱我不赚钱,凭什么?
“先稳住,我来想办法。”
——
贺知年想了三天。
不是想怎么涨价——涨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今年涨了明年还涨,物价每波动一次果农就闹一次,作坊永远在被动应对。
根本问题是什么?是果农跟作坊之间的利益不绑定。
他翻出了一份文件。今年年初发的,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试点意见。措辞他看了三遍——“鼓励探索”“因地制宜”。
他拿着这份文件去找了张全胜。
——
十月的一个下午,两人在贺知年办公室关着门聊了一个小时。
贺知年跟张全胜说的是:让黄泥镇苹果加工作坊改制。从乡镇集体企业,改成股份合作制。
镇政府占百分之西十股份,作坊的工人和管理层持百分之三十,剩下百分之三十面向果农开放入股——苹果折价入股,你每年供一万斤苹果按约定价折算成股份,年底参与分红。
“你疯了?”张全胜第一反应,“集体企业搞股份制?上面能同意?”
“不是私有化,是股份合作制,镇政府还是大股东。”贺知年把文件推过去,“你看措辞——'鼓励','探索'。”
张全胜看了两遍文件,又看了两遍贺知年的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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