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0章 论证

题是九七年初正式下来的。

文件层层转下来，最后到了贺知年手里。

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分量——这不是哪个部门的自选课题，是上面点名要做的。

陈司长把他叫到办公室：“小贺，这个课题我交给你。但不是你综合处一个处干——我从产业一处和产业三处各借一个人给你，再从外面请几个专家。你牵头，组一个课题组。”

“专家请谁？”

“你来定。但有一个人必须请——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钱学林。”

贺知年知道这个名字。钱学林，六十出头，社科院的资深研究员，国内区域经济学的权威。写过十几本书，带过几十个博士，在学术圈说一不二。

“为什么必须请他？”

“因为他是反对派。”陈司长靠在椅背上，“他去年在《经济研究》上发了一篇文章，核心观点是——西部大规模开发不可行，投入产出比太低，应该集中力量发展东部，等东部足够强了再反哺西部。”

“我看过那篇文章。”

“那你应该知道，他的观点在学术圈有不少支持者。如果我们的论证报告里没有回应他的质疑，报告交上去也站不住。所以——把他请进课题组来，让他当面提反对意见，你当面解决。”

贺知年想了两秒。

把反对派请进自己的课题组——你不让他说话他在外面说，那你更被动。不如拉进来让他说个够，说完了你一条一条回应，最后的结论他签了字就跑不了。

“行。我来安排。”

——

课题组成立会在三月份开。

一间中型会议室，坐了十二个人。贺知年的综合处三个人，从产业一处和三处借来的两个人，加上七位外请专家——社科院的钱学林、两个高校的经济学教授、三个地方计委的处长、还有一个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。

贺知年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。三十六岁，课题组里最年轻的。钱学林坐在对面，花白头发，背挺得笔首，面前摆着一沓自己打印的材料。

开场贺知年讲了十分钟——课题背景、论证框架、分工安排。讲完进入讨论。

钱学林第一个举手。

“贺处长，你的论证框架我看了。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——你的前提假设是西部具备工业化的基本条件。但我的研究表明，西部十二个省区里，有七个的基础设施水平不到东部平均值的三分之一。没有路、没有电、没有通讯，你拿什么搞工业化？先把基础设施建起来再谈产业发展，至少需要十五到二十年。等不起。”

在场好几个人点头。三个地方计委的处长脸色有点难看——他们就是从西部来的，基础设施差他们比谁都清楚。

贺知年没有立刻反驳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白板前，拿起笔画了一条竖线。

“钱老师的问题可以拆成两层。第一层，西部基础设施差不差？差。没有争议。第二层，基础设施差是不是就不能搞产业？”

他在竖线左边写了“基础设施”，右边写了“产业发展”。

“传统的思路是先左后右——先修路架电，搞好了再招商引资。这个逻辑没错，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——钱从哪来？”

他转向钱学林。

“钱老师，您说先修基础设施至少要十五到二十年。那修基础设施的钱谁出？”

“财政转移支付。”

“一年能给西部多少？按现在的转移支付规模，十二个省区分一分，每个省能拿到多少？够修多少路？”

钱学林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

因为答案他心里清楚——不够。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，分到西部基建的份额，杯水车薪。

“所以问题不是先左后右还是先右后左，”贺知年在两个词之间画了一个双向箭头，“而是左右同时走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不能串联，必须并联。”

“怎么并联？”钱学林追问，“没有路你怎么运货？没有电你怎么开工？”

“不是所有产业都需要高速公路和三相动力电。”贺知年放下笔，走回座位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材料。

那是他的笔记本。不是在部委写的——是十五年来积累的。

“一九八一年，我在边西省一个叫黄泥乡的地方搞了一个苹果加工作坊。”他翻开第一本笔记本，“那个地方到县城六十里山路，全是土路。没有电话，没有银行，连稳定的电都没有。但我们用了五个月就把果脯做出来了，卖到了省供销总社。”

他把笔记本推到桌子中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