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王支书,”何清开口,声音平稳,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,“秦队长是公安,有公安的纪律,不掺和这些经济上的事。我这点小门路,是我自个儿东拼西凑找来的,跟秦队长那边,确实搭不上关系。”
“那就是说,我这个面子,何清同志是不打算给了?”王支书的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,语气里带上了官腔特有的压迫感。
何又东在一旁立刻帮腔,声音拔高了几分:“何清!王支书亲自上门,这是多大的脸面!你别不识抬举,给脸不要脸!”
何清看着眼前这一唱一和的两人,心里那点仅存的耐心也耗尽了。
他忽然扯了扯嘴角,露出一个极淡、甚至有点冷的笑。
“王支书,大伯,你们要是真对这行当感兴趣,”他语气依旧平缓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,“路子怎么找,货怎么铺,中间有哪些门道,我倒是可以说道说道。但这供货的渠道,是我的立身之本,真没法子分出去。”
话说得客气,意思却再明白不过——我可以教你,但我的饭碗,你不能端走。
既没撕破脸,也把底线划得清清楚楚。
王支书盯着何清那张过分年轻、却没什么表情的脸,看了好几秒,最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短促的冷笑:“年轻人,有脾气,是好事。但这世上的路,不止你脚下这一条。你这生意,你不乐意带着大家做,自然有乐意的人。”
说完,他不再看何清,转身,迈着那种基层干部惯有的、不紧不慢的步子走了。
何又东狠狠剜了何清一眼,那眼神像淬了毒的钩子,然后赶紧小跑着跟了上去,背影透着股不甘和狼狈。
腊月二十七。
红旗公社被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捂了个严严实实。
村庄、田野、远山,都裹在一层厚墩墩、软蓬蓬的洁白里,寂静无声。
只有何家大队那条主干土路上,被来来往往备年货的脚印,踩出了一道道深浅不一、泥雪混杂的痕迹。
何清从县城回来,背着一个鼓鼓囊囊、几乎要把他单薄身板压弯的大麻袋。
麻袋口用麻绳扎得死紧。
其实从“喜多多”里兑东西出来,对他而言毫不费事,意念一动而己。
费事的是,他得真的去挤那趟颠簸的公共汽车,在县城转悠大半天,买些看得见的、能报得出名目的东西,来堵悠悠众口,把“货源”这潭水搅得更浑些。
麻袋里是实打实的硬货:二十斤肥瘦相间的猪肉,冻得硬邦邦的;十斤银光闪闪的带鱼,散发着海腥味;五斤澄黄清亮的花生油,用塑料桶装着;还有几包印着红红绿绿喜庆图案的糖果糕点。
这些是给手下那二十三个代销点准备的年礼。
这段时间,他那张地下批发网,像生命力顽强的蛛网,以何家大队为原点,悄无声息地、却又异常坚韧地蔓延开来,不仅罩住了整个红旗公社,甚至有几缕丝线,己经悄悄搭上了隔壁公社边缘村落的枝桠。
二十三个点。
每周稳定过手的流水,己经悄没声地滚过了二百块。
刨去成本和分出去的那部分,落到何清自己口袋里的净利,稳稳超过五十。
钱像雪球,越滚越大。
麻烦,却也像春天的野草,见风就长。
何又东成了何家院子的常客,隔三差五就来“坐坐”,话里话外翻来覆去就是那套“一笔写不出两个何字”、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、“有财要大家一起发”。
何清每次都能耐着性子,用不同的话术把他挡回去,可每次这么来回拉扯,都耗神费力。
王家村的王支书那边倒是消停了些。
听说他到底还是通过别的什么七拐八绕的关系,也弄到了一些计划外的物资,量不大,成色也一般,但好歹算是有了“成绩”,面子上过得去了,没再死咬着何清不放。
最让何清心里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的,是秦烨。
秦烨对他的“好”,己经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不安、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的地步。
每周三、周六,雷打不动的“车站偶遇”,简首比公社广播站的报时还准。
每次见面,不是变着花样带吃的,就是送些用得上的小物件。
上个月,何清不过是随口抱怨了句晚上在大队部记工分,脚冻得跟冰块似的。
第二天,秦烨就风尘仆仆地送来一个崭新的、灌满了滚烫热水的橡胶热水袋,外壳还是军绿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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