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是真不好走。
车窗外是望不到头的黄土路,坑坑洼洼的,吉普车颠簸起来像个筛子,五脏六腑都要挪位。
何清一手抓着车顶的扶手,一手护着怀里那个磨得发白的帆布包——里头装着全部家当。
同车有三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人,腋下夹着人造革公文包,
手指被烟熏得焦黄。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,偶尔蹦出几个普通话词汇,声音压得很低,但那股子压抑不住的兴奋劲儿还是从眉梢眼角溢出来。
“……港商……批文……特区……”
“……上头画了圈,机会来了……”
何清靠在窗边,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,默默听着。
玻璃上蒙着一层细细的黄土,外头的景象都糊成了昏黄一片。
下午三点多,汽车在一片飞扬的尘土里,驶进了一个乍看和内地县城没多大区别的地方。
低矮杂乱的砖房,有些墙皮己经剥落,露出里头黄泥夯的坯子。
土路上坑洼积着前几天的雨水,混着牲口的粪便,泛着浊黄的光。一头老牛慢悠悠拉着板车走过,车轮轧过水坑,溅起一片泥点子。
远处是大片大片的稻田,绿油油的,在西月的风里荡起波浪。
更远的地方,能看见灰蓝色的海面,和零星散布的、低矮的渔村棚屋。
只有路边那几栋刚搭起脚手架的楼房,墙上刷着的崭新标语,透出点不一样的气象——
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!”
白底红字,刷得鲜亮,在昏黄的天地间扎眼得很。
这就是1980年春天的深圳。
何清拎着包下车,脚踩在汽车站门口坑洼的水泥地上。
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——尘土味,海腥味,路边摊档飘来的猪油炒粉的焦香,还有远处工地打桩机传来的、沉闷的咚咚声。
像地底下有头巨兽在翻身。
他按照陈伯信里给的地址,一路打听着,穿过两条满是积水的小巷,找到了罗湖区边缘的一个村子。
村子很旧,老榕树的根须从墙缝里钻出来,青石板路被磨得光滑。陈伯住在村尾一栋老平房里,墙是青砖砌的,瓦缝里长着枯草。
门虚掩着,何清敲了敲。
“进来。”
屋里光线暗,窗子小,只有一张旧方桌,两把竹椅。
最惹眼的是墙上钉着的那幅深圳地图——牛皮纸的,边角己经卷起,上面用红蓝铅笔圈圈画画,布满了记号。
有些地方还贴着剪下来的报纸小块,字迹密密麻麻。
陈伯是个精瘦的小老头,正伏在桌上对账,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,镜腿用白胶布缠着。听见动静,他抬起头,镜片后的眼睛像老鹰似的,把何清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
“你就是何清?”他开口,潮汕口音浓得化不开,“比我想的还要厚生。”
但何清穿越前是演员,接触过广东话,能听懂一些。
“陈伯。”何清微微躬身。
“坐。”陈伯指了指竹椅,拎起桌上的搪瓷茶壶,倒了杯粗茶推过来。茶叶碎,水也浑,但热气腾腾的。“信里说你要买地,我帮你相中了三块。”
枯瘦的手指戳在地图上,指甲缝里还留着泥垢。
“这块,罗湖口岸东侧,离关口不到两里地。眼下还是荒滩,长着芦苇,雨季会淹水。”他顿了顿,抬眼看了看何清,“位置没得说,将来肯定金贵。价钱嘛……”
他摘下眼镜,用衣角擦了擦镜片,重新戴上。
“一亩要一千二。”
何清心里咯噔一下。
“您信里说,大概八百。”他声音平静,但握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。
粗陶茶杯烫手,但他没松。
“那是两个月前的价喽。”陈伯叹了口气,手指在地图上敲了敲,“现在不一样了。上头画了圈,消息像长了翅膀。港商来了,北边来的干部也多了,还有像你这样的后生仔……地价见风就长。”
他凑近些,压低声音:“我今天早上才听说,口岸西边那块地,昨天成交了,一亩一千三。你今天不咬牙定下,下个礼拜?嘿,没准就奔一千五去了。”
何清沉默地喝着茶。粗茶苦涩,滚过舌尖,压下了心头那点躁动。
手头现钱拢共一千五,加上早前汇给陈伯备着的两千,满打满算三千五。按一千二一亩,撑死了能买三亩地。
三亩……塞牙缝都不够。
他记得清楚。
未来这里将是寸土寸金的罗湖中心区,一平方米的价格能抵现在一亩地的百倍、千倍。现在错过,以后恐怕再也碰不到这样的门槛。
“陈伯,”他放下茶杯,抬眼,“地,我肯定要买。二十亩,罗湖口岸东侧那块。但钱确实不够。您在这一带熟,有没有……别的路子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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